随着物联网、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日益被应用在公共管理层面，“智慧城市”的概念在中国迅速落地；其中，中国的安全治理等方面的经验，还成为一些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、城市取经的对象。不过，“智慧城市”的概念固然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，但这个概念的另一面─公众参与，却往往成为城市治理中被忽视的关键环节。

　　5月26日，在贵阳举行的“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”的一场论坛上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UNDP)发布了一份《智慧城市与社会治理：参与式指标制定指南》。

　　这份指南指出，智慧城市能利用高科技手段收集并共享信息，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及环境可持续性，建成包容宜居的城市。不过，仅凭智慧策略还不够。指南认为，要达到“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及环境可持续性”的目标，还必须通过活跃的公众参与，保障全体居民享有对城市发展、治理方向、政府绩效的发言权。

　　在城市治理方面，不少该论坛的与会者认为，中国和欧洲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。德国国家科学工程院院士Otthein

　　Herzog向财新记者表示，“这其中的原因在于，很多欧洲国家的城市市长，他们的权力往往没有中国的市长大。所以他们一般无法指定某个技术，并通过该技术来主导一个项目的发展；相反，他们要等待技术被企业推进后，才能进行引导。”

　　长此以往，中国的“智慧城市”建设，更多采取一种“自上而下”的模式；而欧洲城市则更强调公共参与的“自下而上”模式

　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可持续城市和气候变化政策专家安莎莎(Samantha Anderson)表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，在向公众推广某一项技术时，往往缺乏足够的事先评估，对技术是否有效也不太清楚。她以目前运用得十分广泛的实时地图为例，她说，实际上，并未有证据表明地图上显示的堵车信息，有利于于交通的改善。

　　安莎莎表示，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关键是让公众参与进来，“这里所说的公众涉及不同层面的，包括普通公民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等。”

　　据安莎莎观察，与欧美国家相比，中国在进行“智慧城市”建设时，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能力还有待改善。不过，中国也有不少城市做得不错。安莎莎举例，比如在北京和成都，市民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应用向政府反应乱扔垃圾、破坏公用设施等行为，政府会据此做出反应。

　　“这些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是技术背后工作人员，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不同部门工作的协调。”

　　谈及“智慧城市”建设中的政府角色与政企关系时，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晓波表示，目前中国政府的思路是“太想管了，什么都想管”。“我觉得政府是赋能的角色，应是一个支持者，而不是去管理。”崔晓波认为，真正到要做决定时，政府本身其实缺乏专业性知识，管理起来也有心无力。“最好的选择是：政府搭台，企业唱戏，让企业的主动性发挥起来。”

　　出席这场论坛的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副市长方刚坦承，就创新来看，政府其实是落后于创新、追着创新跑的，“政府更多是做好服务，对接好企业，给企业提供更好的运营环境。（记者 莫业林）